“中国模式”的人间正道（上） (2011-12-29 18:50:20)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非常势
    视频地址：http://www.haodaxue.net/html/70/n-8970.html
 
    主要内容： 本期节目中，韩德强老师评述了思想理论界对“中国模式”的各种解读，主流经济学家将中国经济发展归功于以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将中国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需要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韩老师则认为“中国崛起”是给西方打工的“长工崛起”，是“一党执政”推动和巩固的结果，政改的方向不是西方的“议会民主”，而是毛主席探索的经过创新的“大众民主”。
 
内容提纲
从来不曾存在的“北京共识”
“中国模式”是“被崛起”的发展模式？
“一党执政”客观上巩固了“世界打工国”的地位
“大众民主”是真正的政治制度创新
 
从来不曾存在的“北京共识”
主持人：关于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的讨论不仅被普通民众津津乐道，还受到了国内学术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何在？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它有什么样的内涵和特点？中国模式有何重大的历史意义？今天我们就来和韩老师一起讨论这些问题，看看韩老师有哪些独到的见解。韩老师好！
韩老师：大家好！
主持人：韩老师，04年的时候有个叫雷默的美国学者他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模式”相对应的“北京共识”，但其实关于什么是“中国模式”，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术界实际上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人倾向于中国的飞速发展的经济，也有人倾向于中国举国体制的动员能力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在2008年的时候，中国成功应对了汶川大地震、举办了让全世界都叫好的北京奥运会。韩老师怎么看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呢？是什么原因使大家如此亲睐中国呢？
韩老师：因为中国经济总量上的排名是连续不断地前进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普遍比较低迷的时候、进入萧条的时候，中国经济还能以9%、10%的速度增长，这就被称为“中国奇迹”，然后支撑这个奇迹的政治经济的体制、社会运行的机制就被称为“中国模式”。但是我感觉雷默提的“北京共识”，其实不见得有这么一个东西。“华盛顿共识”是确实有的，“华盛顿共识”其实就是要推进私有化、市场化，要解除管制，要允许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相信市场能够最大限度地作为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机制。
那么“北京共识”是什么？有这种共识吗？我们当然是有这么一个表述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内部是争议非常大的。有一派，特别是在今天中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像吴敬琏、厉以宁这一派，他们认为“北京共识”就是华盛顿共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就是靠不断地推进市场化和私有化。如果说今天的改革开放有什么问题，那就是私有化还不够，市场化还不够，特别是政治制度还没有向美国学习。所以中国今天的主流经济学界观点认为，让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是“华盛顿共识”。
另一派则不这么认为。另一派认为为什么中国能够有8%、9%、10%的经济增长，而且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差不多是连续六十年的经济增长。六十年当中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间也有很多小波动，思想文化也有很多的变化：过去是强调“为人民服务”，现在是“一切向钱看”。不过这六十年当中保持连贯不变的是什么？其实是共产党的领导的一党为主、多党参与、多党合作的这么一个政治体制，这是连续六十年不变的。所以解释中国近些年经济高增长的原因非常不一样，一派就强调实际上是华盛顿共识，市场化、私有化，另一派强调中国政治的稳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理念，这样就形成了鲜明的两派，哪有什么“北京共识”呢？
雷默是个外国人，他是从现象看问题的。从现象上讲，似乎是我们有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似乎有一种既要有市场、又要有政府的模模糊糊的左右两派的平衡，他就把这个当成“北京共识”了。
“中国模式”是“被崛起”的发展模式？
主持人：关于中国为什么经济能够飞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新加坡《联合早报》曾经发表过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称，中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地崛起，其实是全球化的结果。这篇文章中提到，中国模式是一种“被崛起”的模式，而不是自主的崛起模式，是一种“被发展”的模式，而不是一种内生发展的模式。韩老师怎么看联合早报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这种解释呢？
韩老师：联合早报这种解释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它首先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能够改革开放当中取得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成就？不就是因为跟国际接轨吗？不就是因为全球化吗？不就是因为中国是全球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地方、世界各国都到中国来投资吗？这个是对所谓“中国崛起”的基本判断。也就是说，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强调的。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不断成长啊？不就是因为私有化、市场化吗？资本自由流动吗？资本跨境自由投资吗？你看，这是联合早报的声音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致的地方。但是不一致的地方是什么？联合早报用了一个词叫“被崛起”。“被崛起”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如果说利润是流向外国的，污染是留在中国的，资源消耗的是中国的，制成的产品是送向美国、日本、欧洲的，那么这个究竟是中国的GDP呢，还是美、日、欧在中国的GNP呢？这样就出来一个问题。所以联合早报“被崛起”这个词里头，包含着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那个判断。也就是说对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是谁的成就、什么意义上的成就，联合早报用“被崛起”这三个字进行了怀疑。
主持人：这是从整个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个是从中国国内的经济来看的。中国多年来实行的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占到GDP的26.8%，而美国只是占到了8.8%。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的依赖于外部市场的。是不是说这种经济上的依赖也会带来政治上的被动？
韩老师：不然。要害是你这个出口是什么构成。如果中国出口的是中国自己自主技术的大飞机、自主技术的汽车，那哪怕中国出口的比例占GDP比例再高一点儿，比如说从26%上升到30%，这都不见得是大问题。其实中国即使出口了一部分汽车，这部分汽车也是境外汽车公司在中国合资设厂制造的这个汽车，或者是我们出口的汽车是用国外的技术、国外的核心零部件制造出来的汽车用于出口，这个才是问题。其实中国出口当中更多的构成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的合资企业，他们的出口算成了中国的出口。这种出口不简单是对国外市场依赖度高的问题，就是国内市场也是被外资控制的。这才是问题。所以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高，这只是一个表象。那日本的出口依存度也是很高啊。
主持人：问题的关键在哪呢？
韩老师：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自主的技术和工业体系，在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当中，总量上我们是不断地在增长，结构上讲中国高端的技术、高端的工业被跨国公司所垄断和摧毁了。
 
“一党执政”客观上巩固了“世界打工国”的地位
主持人：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上没有独到的创新之处。那我们再来看政党制度，其实中国模式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模式。其中主要一点就是中国没有实现多党制和议会制度，没有搞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而是始终保持着一党执政的政党制度。经济上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但是政治上还依然保留着中央集权的制度，这是不是可以看做是“中国模式”的特点或者特色呢？
韩老师：这也是被西方最诟病的弊端，说我们不自由，践踏人权，新闻不开放，所以中国按照他们的定义还是个“前现代国家”。尽管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现代的产品，但他们说我们的政治制度还是个“前现代”的政治制度。这个还是说得有意思。这个“前现代”的政治制度，它所创造的现代的生产能力、容纳的现代生产能力，它的容量可能还更高。我们前面说了中国今天的崛起是不是崛起，还是个“被崛起”？这都值得争议。在我看来，“中国崛起”的说法本身不见得成立，只能说中国经济总量肥大了，我们总量增加了，这没错，但是结构摧毁了，结构高端被跨国公司占领了。这究竟是中国的崛起还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崛起，这一定要分清楚。所以我觉得“中国崛起”的说法本身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呢，在今天是世界舆论当中，中国这个地区确实也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地区。这也是个事实。那比如说跟印度比，跟巴西比，跟俄罗斯比，跟这些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大块头比，那中国的成绩单还相对比较好。中国的政治比较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有值得深思之处、值得称道之处。俄罗斯想吸引外资，他吸引不来啊，他自主技术也没有了、外资也没怎么吸引来。印度，不光是教派纷争、政党纷争。比如说印度的基础设施，印度的高速公路、印度的机场、印度的通讯业，那跟中国相比明显落后啊。只能够说在相对意义上，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还是有可称道之处。你要说，和中国想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梦想相比，那我们可能实际上走得不是越来越近，甚至有可能越来越远。用过去的话讲，我们中国本来他是可以作为一个自主的经济和社会有机体，但现在呢？我们却成了世界经济的“长工”。那我们是这个世界经济的长工，而发达国家像美国、日本则是世界经济的地主，我们这个长工是干着活的长工，印度、俄罗斯、巴西，他是失业的长工。他们的地位就更惨。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这个长工还有活干，还吃得饱饭，所以这个叫“长工崛起”。
主持人：那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对于经济的发展是不是有一定的作用呢？还有一点，时下很多自由派的人士也在强调一点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太滞后了，反而影响了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们怎么理解他们这些观点呢？
韩老师：中国的政治体制，无论是左还是右，实际上都有意见。普通老百姓也有意见。当我们今天的腐败越来越严重，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找问题的症结，众口一词说就是这个一党专政搞的、一党执政闹的，确实这种说法很有依据。你仔细去看的话，就会发现，每一起大案、要案背后，每一起贪污腐败案件背后，实际上都是有一连串的保护伞，这个保护伞最后都会通向中国的高层。这个高层是政治体制的核心地带。所以有一句民谣说得好：“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都在主席台”。是吧？这说明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有着严重问题的国家。但是也有另一面。假设中国政治体制变了，就像一些自由派人士所建议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成为类似台湾的国民党，放弃一党执政的权力，成为多党竞争当中的一个政党，或者分成两个党相互竞争，会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决腐败问题？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据我的判断，今天中国一党执政也是它的有优势之处。这个优势就是，在发达国家面前，它是一个集中的“长工”，他谈判能力比较强，他有个集体谈判的力量。如果你变成多个“长工”，多个长工在地主面前争活干，那长工的工资是会降低的！你说有很多长工去争活干，这个说这块地我来种，那个说那块地我来种，那工价就会下降。今天中国一党执政的局面，使得我们作为一个集中的长工去发达国家面前去争地位，相对能争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人家也愿意把活儿交给你这样一个集中的长工干。这是我们今天相对还有优势之处。第二呢，就是，在一党执政之下，政权比较连续、稳定的时候，主要的精力它可以放到经济建设上去。如果政党是多党竞选的情况下，那么主要的精力是放在怎么样争取连任。台湾国民党放弃一党执政地位之后，主要的任务就是争取连任，主要精力放到这个上头去了。这样的话，基础设施的建设、民众福利的改善，会相对往第二位、第三位排。所以实际上民主体制也有这个问题的。那有人说，那也不是不改革的理由啊？民主是有问题，为什么不尝试一把呢？为什么就不相信人民群众呢？是吧？这样就构成非常强烈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浪潮。
 
“大众民主”是真正的政治制度创新
主持人：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就不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了呢？
韩老师：政治体制是需要改革，问题是怎么改。民主的成分要增强，问题是增强什么样的民主？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1976年这段时间，尝试过一种叫“大众民主”的东西。所谓“大众民主”，就是人民群众可以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其实还可以有成立各种组织的自由，你成立组织之后政府还给你提供比如说大字报的纸张、墨笔、喇叭甚至提供房间让你去组建各种各样的组织，也可以叫政党。造反派其实就是政党，各个地区其实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党。这个是我们曾经尝试过的东西。这种政治民主还只是前三十年1949到1979年这段时间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部分是经济民主。所谓经济民主就是说每个人都当家做主，这个工厂是我们大伙儿的，这个工厂的决策要我们集体讨论通过，这个就叫“经济民主”。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应该要借鉴、吸收毛泽东时期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合理成分，避免它的相对不可控、相对容易出现的缺陷。
我们以前就曾经设想过一个东西，也是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朋友提出来的，他非常喜欢民主，所以就非常喜欢“四大”，但是他同时也知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容易变成造谣、诽谤、人生攻击、没来由的仇恨的发酵地。那怎么办呢？他说，那就搞大字报的实名登记。就是你这张大字报是批评你们这个单位领导的、批判你这个市长书记的，你这张大字报去公安局实名登记，但是匿名贴出。这个实名登记的登记处要有这么一种权力：拒绝任何人的检查，拒绝任何人调用真名实姓，法院除外。比如市长书记，要去调取这张大字报是谁写的——不能告诉你。唯有什么情况下？书记市长去告那个大字报的写作者，诉讼的时候，法院可以去调用卷宗，法院可以去查这到底是谁写的。这就使得大字报的作者对你所写的东西都是负责的，但是你可以匿名发表。这个匿名发表只是让你发表的时候比较放松，没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你必须要对你的大字报负责。这个就是大众政治的民主，大众民主。
经济上呢？关于福利、住房、工资，还有重要的用人、上项目，这些决策，职代会、工代会，都应该要有发言权。也可以在企业里头，就工资、住房、福利这些问题贴大字报，去批判工厂的大政方针。这个就叫经济民主。有了这双重民主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就会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就会变得比较有利于人民。而且这种政治民主有可能超越西方的政治民主。因为西方人的民主实际上就是四年一次投票。在公司里、在企业里头，老板说了算。因为企业是私有的，老板一不高兴就把你给开除了。在中国，因为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它有相当一部分的经济，比如说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国企还处于公有制的控制、影响之下，尽管这个公有制已经有点变形了，但你还可以恢复公有制的本来面目。这样可以让我们国有企业里的职工重新拥有当家做主的权利。这样中国的政治体制就会比西方的政治体制更具有吸引力。
所以说政治体制是要改革。但是不是按照西方那样按照多党竞选的方式改革，那倒不一定。
主持人：但是“大众民主“会不会出现问题：所有人都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话，会不会造成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还有，俗话说“众口难调”，会不会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公共的决策，反而让这个决策很难产呢？
韩老师：是有这个问题。所以需要有一定的程序。今天其实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已经出现了互联网的大字报。或者说各种各样的网站、微博，其实你已经可以看成是互联网时代的大字报。这互联网时代的大字报对于推动问题的解决、推动问题的揭露，其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有效地去纳入到决策程序当中，其实完全可以使得民意得到更畅通的表达。互联网时代已经来了，互联网的大字报时代也早就开始了。中国社会也没有因此乱啊！
当然，话又说回来，今天整个互联网上的大字报似乎缺乏决策权。但是我们可以把政治权利分解成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这些权利先开放啊，决策权仍然可以不开放啊。那你在知情、参与、建议这些权利，一步步开放的情况下，决策权就会相对公开、透明。这个也叫政治体制改革，是吧？要害是，人民群众怎么样真正直接地参与政治的决策过程。把决策过程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都给它公开。前半部分是知情、建议、参与，后半部分其实是说监督、反馈、核实。这些权利，决策前后，都可以公开。决策过程，仍然可以是共产党的目前现有体制来行使它的决策权。这不就会比较好吗？人民群众还是会有他的创造。这些创造的合理成分如果吸纳进现有的政治体制，就相对会好一点。
主持人：其实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止是西方一条道路可以选择，我们还可以借鉴我们的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案例，现有的技术条件也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基础。
韩老师：对。这个叫政治制度的创新。这种创新确实会是史无前例。因为它既不是西方型的票决制，也不会出现像过去那样派系林立、山头林立、相互攻击的现象。